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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眠月的博客

做人要知足;做事要知不足;做学问要不知足。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钱峰抗日战争回忆录(原创)2  

2015-09-17 12:20:32|  分类: 杂谈随笔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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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篇导言:1937年年底,家父钱峰在“国家兴亡、匹夫有责”的爱国传统观念影响以及进步知识分子的启发下,同家乡的几位有志青年考入国民政府“第二战区”开办的“民族革命大学”。然而,在“民大”的近两年里,他亲身感受的却是地方官僚的腐败和贪婪,以及打着“抗日”旗号、暗地里结党营私搜刮民财的顽派势力的种种丑行……。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选择,家父终于愤而辞职,毅然奔赴革命圣地延安。之后,他又在中共地下党员张干承等带领下,离开“民大”,进入晋西北敌后抗日根据地。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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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17岁的钱峰(摄于1936年)  

 

离开“民大” 进入敌后(8-2)

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七日,可能是山西辛亥革命的光复纪念日。(编者按:经核查,10月29日是山西辛亥革命的光复纪念日)这天晚上,秋林镇的山沟里,大队的人群,提灯执火,锣鼓齐鸣,沿着机关窑洞举行群众游行示威活动。

我看到这个场面,真是兴奋极了,高举起我的臂膀,大声的响应:“纪念光复节,我们要抗战到底!”“坚持抗战,反对妥协!坚持团结,反对分裂!坚持进步,反对倒退!”

这些响亮的口号,真是激动人心。当游行队伍向我们鼓掌的时候,我们也同样的报以热烈的掌声,表示庆贺这一斗争的胜利。

等到我回到宿舍的时候,却遭到一个姓李的攻击。

他恬不知耻的责问我:“你为什么要鼓掌?”

我也没有好气的说:“这是我的自由!”

他问我:“你看,那都是些什么人?”

我说:“是主张抗日的人。你不同意吗?”

这一问他可火了,气恼的说:“你被别人利用了!”

我也有点急躁,向他责问:“你说被谁利用?”

这个属于耗子的人,见不得阳光。我这么一追问,他倒回答不了我的问题。其他的人也就乘机解围:“好好说嘛,不要动感情。”

我还没好气的说了声:“简直不像话!”

从此我们就闹翻了,谁也不说话。

果然不出所料,这件事很快就传到李如芳的耳朵里。他要姓杨的故意向我说,处里的事情不多,可能要减员。问我打算是怎么办。我一听,这显然是和我过不去,心想你们要辞,还不如我主动的走。

这时我父母逝世的事,大家都知道(了),我就假说是我妹妹流落在西安,果然取得了一张护照。临走我才将意图告诉了庆丰,他送给我一件旧大衣,并且给我写了封信,带给抗大三大队二队的石虹同志。信中写着:“钱峰同志为人淳朴,他要到抗大去学习,请你给予协助。”

临走时,姓杨的也赶来,假意的拿出一张十元法币,问我路费够不够用。我向他冷笑了一下,摇了摇头,说声:“不用了”。谢绝了他的“好意”。

来到宜川,住在城东一家小客店里,早晚就到城西兵站部去联络汽车。一连等了三天还是没有着落。每次去的时候,总是说没有车,甚至有的人说:“年轻力壮的,走着去吧,为什么一定要坐车呢?”

我这才体会到办事的难处,如果你要是没有门路,有车你也坐不上去。

最后我通过店家,雇上去延安的驼骡(贩粮食的),由小道直接出发了。

初冬天气,寒霜扑鼻。遥望高空,心旷神怡。我不禁叹了口气,往日惆怅,涌上心头。

我想到:在离开家乡的时候,县民教馆长郭树功对我打的官腔,嘴里说的是“国难当头”,实际上连每月八块钱的工资,他还想要剥削掉两块钱。现在这个秘书主任李如芳,居然以“事情不多”、裁减人员的名义,逼着我辞退工作。这究竟是个什么世道,还有什么道理可讲?

我顺手打开吴政军在抗大时寄给我的一本《抗大生活》,扉页上显出两行勉励我的话:“送给为忠实民族解放事业而献身的战士!”这就好像一颗明珠,闪闪发亮。

到达延安,住在南山跟的西北旅社。房子好像是个有门脸的一个小窑洞,炕前放着桌椅,煤油灯照的锃亮。

次日一早,我就去抗大找石虹同志。这时他在参训班里学习。我交给他庆丰的信,他倒很是热情。以后他来到我的住处,要我去找陈唯实教授。

当晚,我来到南山跟不远的窑洞前,走进门叫了声:“陈老师!”

他立刻抬起头来,戴着深度近视的眼镜,满面笑容的先向我让了坐,然后亲热的问我:“你从哪里来?有什么事情吗?”

我笑了笑说:“陈老师,你不认识我了?”

他皱起眉毛,轻轻的摇了摇头,表示一下想不起来的样子。

我这时才说:“你在‘民大’编委会里,我是一直住在报社做校对工作,所以见到的时候不多。”

我这么一说,他完全的明白过来,说话的兴趣也马上提高了。话题很快就转到“民大”学校结束工作,并且问我编委会的人都到哪里去工作。最后我提到关于来这里学习的事,他表示很愿意帮忙,给我写了封信,叫我去中央组织部找江隆基教授的爱人。

第二天一早,我路过乔儿沟新市场。市场上的买卖很多,偶尔还可以看到抗大的学生,穿了一身灰色军衣,帽徽和衣领上镶着两个小红星,不由得使我心里很羡慕。

走过延安城内,房子都被敌机完全炸光了,成了一片瓦砾。出了北门,远远就看到军委的大礼堂,组织部的窑洞就在山跟前,外面的围墙根有些人蹲着看书,好像都拿着是苏联新版的《联共党史》。

交过信后,我在门前等了一会儿,就带着复信,顺着延河的流水,一弯一曲的往回走。

当晚我就把信交给陈唯实教授。他感到有点为难的样子,表示这是个组织问题,没有当地组织的介绍信不能收。并且向我一再的解释,共产党不是关门主义,对愿意参加革命的人是欢迎的,但必须要有一定的组织手续,这是为了革命的利益。

这时我才转过弯来,觉得自己太盲从了,单纯凭着一股热情是不能够解决问题的。真是吃一堑长一智,后悔又有什么用呢?

陈老师看出了我的心思,说:“青年人(是)勇敢的、热情的,但是还要有克服困难的精神,不能因为一时挫折就灰了心,被暂时的困难所吓倒。”话到这里,他又重复了一句广东话的口音:“不要被困难吓倒了。”

这时我听了很激动,表示接受他的教导,一定有勇气去战胜困难。这一来他听了很高兴,最后还嘱咐我说:“只要有勇气,不怕困难,革命的道路是处处可以相通。”

我表示很感激老师的教导。我伸过手去,同他紧紧的握了握手,说声:“再见!”

晚上回到旅社里,向他们结了账。紧接着就有个保安人员,专门到我房里来谈话。我们彼此交换了一下意见之后,他问我还带了一些什么东西。我很高兴的一件件告诉他,并且伸手拿出给他看。因为除了简单的行李,其余全都是学习的书刊,大部分是延安解放社出版的,只有一部黄河出版社的期刊《黄河战旗》。我走的时候,故意有心的留在书桌上,给这里来的人看看外地的民主斗争。

第四天的早晨,我背起简化的行李,迎着初升的早霞上了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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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延安旧照

走出一段就回过头来看看:清澈的延河流水,嘉岭山上的宝塔,远方层层叠叠的窑洞。在三天的生活里,我该有多少的回忆!这在我生活的历程中,有着永远可纪念的历程,它使我看到没有看到的东西,它使我学到没有学到的东西,就像一把生活上的钥匙,将我紧紧的锁在这里。

这时间我想到多少的事情,虽然是幼稚的、愚蠢的,可也是我亲身经过的:在行军中,有个徐州同学姓吴的,给我们谈到了国内外的形势,革命的人生观、世界观;在宜川,我整天的跑战地书报供应社,这里的工作人员,我来的这天还在延安街头上碰到过,他热情的握着我的手笑个不停;在秋林,张干承在我日记本上签的字,吴政军寄给我的《抗大生活》;这次临走,阿庆丰还给石虹写封信。你怎么什么都没有理解呢?应该说,革命的道路,早就已经可以畅通了。结果还是我自己的愚昧无知,这又能怨得谁呢?

两天我就走过了临镇。在第四天的傍晚,我就走完了行程,回到了秋林。也许走的过于心急了,就直接闯进了后山的禁区。我还没在意,一个哨兵突然站在我跟前,托枪顺手一指说:“下面去。”

我被这突如其来的喊声楞了一下,很快我就意识到这是个什么地区。原来沿着山背阴处,有一条交通壕,通过山前面有条隧道,一直可以走进大礼堂的后门。这就是阎锡山出入会场的途径。续范亭说他是个“狡兔三窟”,看来是一点也不过分。(编者按:续范亭(1893-1947),山西崞县人,著名抗日爱国将领。与共产党合作创建山西新军,后任晋西北行政公署主任。1941 年赴延安治病,1947年病逝,被追认为中共党员)

这天,庆丰和我一起到张主任窑洞里去。他一见面就热情的说:“啊,是钱峰来了!没想到几天没有见到,脸都被晒黑了。”

这时候,我是一句话不说,就像个没有主见的孩子,在外面闯下了祸,等待着应得的惩罚。然而偏偏就遇到这么个没脾气的老师,不是因为我的过失来责难我,相反的对待我的态度也更加亲切了。这一来反倒弄得我很窘,说也不是,不说也不是,心里面老是感到不安。

正在为难的时候,老丁和杨灏也走了进来,主人夫妇俩提出大家动手包饺子。我开始先擀饺皮,他们动手包。

杨灏捏鼓了一阵,说:“看,这个饺子的样子怎么样?”

老丁说:“不错,和你们常州的羊肉馄饨差不多。”

杨灏瞅着等老丁捏好了一个,就连忙的笑着说:“咳,你这个倒像汉口的菱角,吃起来小心别碴了我的嘴。”

只有庆丰为人老实,自己尽管不会包,也不多说话,在一旁陪着笑。

吃过饺子,天已经黑了,其实外面早就下了雨,山坡小路又滑又陡。我们商量好,大家脱了鞋,手拉着手走。一不小心,庆丰滑了一跤,结果将杨灏带倒,坐了一屁股泥浆。

老丁笑着说:“这是天的报应!”

杨灏的嘴也不饶人,惋惜的说;“老丁要是摔倒了,我就拉也不拉。”

老丁说:“这就是‘善有善报,恶有恶报’。”

我和庆丰乐得在一边笑。

不得已,我们只好再走回窑洞,打起地铺来,大家挤着睡了一夜。

临走前,我去找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胡仁堂,打听一下他等来的政治保卫队什么时候走。我一进门,见他斜躺在炕上,嘴里哼着京戏,手拍着过门,正在消闲的唱着呢!在一边还有他的夫人,听我是南京附近的口音,正在和我搭着话。

我们走的这天,前来送行的还有“民大”校部主任杜任之,他是以擅长讲话而出名的。每次讲完话,都要喊上两句激动的口号:“民族革命成功万岁!”“世界人民解放万岁!”因为在校部工作里认识,他很出奇的问我:“怎么,你们一块儿走?”

我微笑着略点了点头,心想:“山有路,水有源,这又有什么奇怪的呢?”

今天出发以后,庆丰和杨灏、老丁去晋西,我随张干承夫妇前往晋察冀。先来到后山牺盟总会,领了护照和路费。

临走时碰到决死二纵政委韩钧,张问他:“你什么时候走?”他打趣的说:“你们先走吧,随后我就可以追得上。”编者按:韩钧,中共党员,洛阳新安人。1936 年参与创建山西新军,后组织“青年抗敌决死二纵”,任司令员、政委等职。解放战争中参加解放洛阳战役。1949年3月病逝,年仅37岁)

韩的口音像是河南人,穿着一身大大的制服,见我上衣口袋里有支粗钢笔,他好奇的拿在手里说: 这玩意儿倒是个大个的?”旁边的人说:“一次可以装半瓶墨水!”

我告诉他们:“市场上能够买到,一支四块钱。”

走时同行的还有李涛、杜惠、苏烈民,都是现任县长,年纪很轻。

到了临真镇以后,张要我和通讯员到绥德找边区政治保卫队,他们到延安去有任务,我很乐意的接受了他的吩咐。

想起来我上次路过临真的时候,心情是多么着急,一味的凭着热情和勇气,根本不懂得什么是组织和纪律,更不能理解铁的纪律能够保证战斗力,战胜强大的敌人。我又想到:假如我要是再晚回来几天,他们都走了,我就很可能处于孤立无援的地步。当时秋林这个污浊的地方,走进去再要是想出来,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。现在想起来还有点后怕呢!

一路上经过延川、清涧到了绥德。这里又是统战区,国民党的磨擦专家绥德专员何绍南就在这里。城里城外乱糟糟的,何绍南的保安队来往巡街,乞/丐、娼/妓到处活动,入夜卖烧鸡的成为游客的拉线人。

我抽个空到北门外,去看同乡吴政军,现在他是八路军兵站的指导员。他见到我很高兴的说:“你怎么到这里来啦?”

我说:“你想不到吧,这叫做‘山有路、水有源’,‘条条道路通延安’。”

中午,他和兵站站长请我吃顿饭,临走时我给他留下十块钱。开头他还不好意思收,我说:“出来我们是有苦同吃,现在有钱共花,这有什么不好呢?”

等了有一个星期,张干承主任回来了。因为边区政治保卫队暂时不走,我们就提前出发了。在吴堡军渡渡口渡过黄河。两年来,我在黄河上渡过潼关风陵渡、平渡关、壶口、小船窗,这已经是第五次了。

河东这时的情况很杂,交通沿线城市有敌人占领,根据地交错的住有新军、旧军,经常的发生“政治磨擦”。我们走到临县境内后,看到村边的树上贴着红绿标语: 纪念‘双十二’,反对叛逆!”开始我们还以为是指“西安事变”的张学良,等到张干承和当地驻军联系以后,才知道形势变化了。

当天就赶过了临县,到了方山、静乐一带,才算真正到了解放区。

(未完待续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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